摘 要：传统中国，尤其是在早期，人们习惯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然不同文献中的“九州”次序颇有区别，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政权、不同人群“天下观”的差异。传世史籍中，系统论及“九州”的，《尚书·禹贡》成书最早，九州次序亦最为严谨；《周礼·职方氏》稍晚于《禹贡》，但九州排列最为杂乱；《吕氏春秋·有始览》撰成时间最为确定，其九州次序亦较为顺畅；《尔雅·释地》年代最晚，其九州之间的顺序却并不连贯。由此可知，“后出转精”的一般规律并不适用于九州次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成书时间晚于《禹贡》，约在楚怀王晚年，其记述九州的顺序也大体依循《禹贡》，虽偶有跳脱，但逻辑性明显优于稍后成书的《职方氏》，不过这一论断需建立在充分发掘简文所载信息的基础之上，且《容成氏》九州有着鲜明的楚国人立场，与传世文献九州的北方（中原）人立场迥然有别。隋唐文献中的“古九州”多依据《禹贡》，但其次序却完全不同，有着十分显著的时代特征，是“关中本位政策”的体现，也是西魏、北周、隋朝疆域次第扩张的反映。

中国传统社会非常注重秩序，然“秩”与“序”本是两回事。于行政区划体系而言，除了众所周知的“秩” ——上下层级，还有相对而言不那么显著的“序” ——先后次序。

先秦时代，人们习称自己所了解的世界为“天下”。东周以降，随着“周天子”权威的丧失，诸侯国兼并战争的推进，行政区划观念开始萌芽并蓬勃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愈演愈烈，郡县制逐渐形成，更进一步的统一成为大势所趋，统一后的“天下”如何治理这一新课题，已经摆上有识之士的案头，“九州”遂应运而生。

作为儒家和诸子经典中的重要内容，两千多年来，“九州”已被学者们反复研究，相关成果数不胜数。可是，关于“九州”的排列次序问题，前人的关注却不多，本文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传世文献中先秦“九州”的次序

传世文献中，系统论及“九州”的，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尔雅·释地》（以下分别简称《禹贡》《职方氏》《有始览》《释地》）等四种。《淮南子·墬形训》虽然也记载有一个九州系统，但与前四者并非一个维度，容后再论。

《禹贡》叙述九州之序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颜师古释“冀州既载”曰：“两河间曰冀州。载，始也。冀州，尧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洪迈则谓：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汩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

以五行相生之说来解释《禹贡》九州之次序，固无不可，但不免有后见之明的嫌疑。李零先生则认为禹巡行九州的路线可以画成九宫图，与九数相配。

根据《禹贡》各州提及的地理信息，可知这九州所遵循的书写顺序为顺时针走向，只是因为豫州在中央位置，所以有一个“拐弯”，但这正体现出该九州次序的严谨性。联系文中所述的地理事物，及其所言九州间的分界标准—— “高山大川”，可知《禹贡》作者对当时所知的“天下”的地理状况，有非常科学的认识。

汉魏以降，对《尚书·禹贡》这一儒家基本经典，历代皆有研究，关于其作者与创作时代，众说纷纭。在诸多意见中，顾颉刚先生的看法最具影响，史念海先生的见解则可能最接近真相。顾先生主张《禹贡》为战国中期秦国人所撰，在秦灭巴、蜀之后，故对梁州了解较多。史先生则认为《禹贡》是战国前期魏国人所作，冀州为首以及东河、南河、西河等称呼出自魏国人的立场和视角，体现了魏国作为晋国正统、当世霸主欲统一天下的气魄。易德生先生的观点与史先生接近：“ 《禹贡》的成书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左右，即战国早期晚段为宜。”

窃以为，《禹贡》雍州所涉范围较窄，而秦惠文王后元“五年（前320），王游至北河”，唐代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为“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北河，胜州也”，即秦惠文王曾“游至”今内蒙古河套平原处东西流向之黄河。秦惠文王能去距离咸阳约2000里（《旧唐书·地理志》载丰州、胜州分别距离长安2206、1830唐里）之远处，说明秦国人此前对北河必有所了解，否则一国之君不可能贸然驾临该地。而秦灭巴、蜀，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若《禹贡》作于此后，且作者是秦国人，不应该不知北河的存在。

魏惠王曾经在逢泽之会“乘夏车，称‘夏王’”，魏国欲以夏朝继承人的身份称霸天下的意图昭然若揭。作为战国初期的霸主，魏国有这样的底气，《禹贡》由战国早期魏国人所作的可能性确实最大。不过，鉴于《禹贡》所涉“天下”的范围十分有限，编撰《禹贡》的主导者，与其认为是魏惠王，不如定为其祖父魏文侯。

《汉书·艺文志》曰：“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此外，《汉书·礼乐志》亦载：“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魏文侯乐人窦公到汉文帝时仍在世之说虽然不足采信，然《汉书》不止一次提及“魏文侯最为好古”，当非虚言。“西河学派”正是在魏文侯时形成，俨然是当时的学术中心。而《禹贡》这样精密、科学的地理著作，很可能是“西河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魏文侯北灭中山国，东败齐国，南压楚国，西击秦国，中和三晋，且得周天子承认其诸侯之位。作为战国初年的霸主，其所确立的“称夏王”目标，对其子、其孙，当影响至深，只不过历经三代，不但未能真正达成，反而距离越来越远。

至于梁州的山川情形，魏国人亦不必等到魏惠王十年（前360）之后才知晓。春秋时，巴国人就已经与楚国等多有接触。《左传》桓公、庄公、文公、昭公、哀公时皆载有巴人之活动，尽管此时的巴国中心尚在汉水上游，但《禹贡》梁州地理信息最密集的亦在大汉中一带。蜀国人早在西周初年就参与武王伐商之联合军事行动，之后也曾与周王室有过互动。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与秦亦有外交活动。这些只不过是孑遗至今的零星记载，足可见战国初期以前，中原地区的人们对于“天下”西南的巴、蜀一带，不至于一无所知。

《吕氏春秋·有始览》曰：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这一九州次序，从中央的豫州开始，基本上沿顺时针方向，一路“走”到西方的雍州，最后到北方的幽州，顺序如一个逆写的“6”字。

《吕氏春秋·序意》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据《序意》之记载，其时《吕氏春秋》至少已经完成“十二纪”，两年后吕不韦罢相，全书撰成必不晚于彼时。事实上，传世本《吕氏春秋》，虽十二纪在前，八览、六论在后，但《史记》谓“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且以《序意》之本意，当在全书之末为是，故《吕氏春秋》在公元前239年或已全部编成。

《尔雅·释地》云：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初观之，《释地》九州次序颇为杂乱无章，似乎并无一定之规，实则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为冀州、豫州，第二组为雝州、荆州、杨州，第三组为兖州、徐州，第四组为幽州、营州，每一组内的两州或三州，其实都呈现出西北—东南走向，但四组之间并无特定顺序。

从《释地》的内容来看，其受《有始览》影响最大。如两河间曰冀州、济河间曰兖州、汉南曰荆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青州）等明显源于《有始览》，明确用燕、齐这样的诸侯国作区域（方位）的指代，更只有《有始览》如此。因此，《释地》的创作年代晚于《有始览》是确凿无疑的。何九盈、赵振铎等先生认为《释地》成书于战国末年，应是。

《周礼·职方氏》的九州为：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其以方位为分区原则，先后顺序无规律可循。若强为之，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东南扬州、正南荆州、河南豫州；第二组为正东青州、河东兖州、正西雍州；第三组为东北幽州、河内冀州、正北并州。这三组总体上呈由南到北之序，每组内部则大体呈现由东到西的趋势，但并未严格遵循。如第一组东南扬州至正南荆州是自东向西，但接着河南豫州则折向北；第二组正东青州到河东兖州再到正西雍州，大体是东西趋势，然《职方氏》的青州其实相当于《禹贡》的徐州，所以并非在兖州的东面，实为东南方，故从正东青州到河东兖州之间，是东南到西北的走向，而兖州与雍州之间，并不相连；第三组也是自东向西，再折向北，其逻辑与第一组相似。

《职方氏》九州次序的总趋势为由南到北、由东到西，跟其第一个州为东南扬州息息相关：既首列东南，则总体上必然如此，才有基本逻辑可言。因其九州所覆盖的地理范围比较“畸形”，并非严格的“九宫格”式版图，西部仅一雍州，且所述地理局限于今关中地区这一狭小空间，相较于中、东部州数而言，完全不成比例。在此畸轻畸重情形下，却要套用“东南”“正西”“正北”等方位词，唯有削足适履。

以东南扬州为九州之首，是十分特别的做法。《禹贡》（夏）以冀州为首，《有始览》（周）以豫州为首，都是秉承“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的基本原则，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周礼》既然名义上叙述的是周代官制，要么应以宗周所在的雍州为首（西周），要么当以成周所在的豫州为首（东周），岂能以彼时“蛮荒之地”扬州作为首州？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受邹衍学说的影响。

《淮南子·墬形训》曰：

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

神州之说，源于邹衍，而邹衍的神州，涵盖人们一般所言的九个州：“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但在《淮南子》中，神州不过是九州之一（其后所述九山、九塞、九薮皆可印证），显然是将邹衍三层九州中的“中九州”，与“小九州”（即一般所谓的“中国”九州）张冠李戴了。《论衡·谈天篇》黄晖释文认为“ 《淮南地形篇》 ……亦以神州在东南，盖本邹衍”。 《职方氏》九州以东南扬州开始，当与《淮南子·墬形训》一样“本邹衍”。

故欲知《职方氏》创作的时代，须知邹衍的活动年代。不过，今人关于邹（驺）衍生卒年的推断多有不同。钱穆先生以为“今姑定燕惠王元年，邹衍年二十五左右……其生当在齐宣之晚年也”。武树臣先生或据之推定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王德有先生撰“中国社会科学词条库·邹衍”生卒年与之相同。或谓：“（邹衍）生卒年月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同时代。”以上诸说，与《史记》的《魏世家》和《邹衍传》相去甚远，但与《平原君传》基本吻合。钱穆先生已详细指出《史记》前两者所记之谬，唯其以《韩非子》所云，推定邹衍在剧辛死时尚在世，或未安。要之，邹衍在平原君晚年尚在世，当卒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考虑到文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和文化传播的滞后性，受邹衍学说影响的《职方氏》，成文不应早于公元前260年。

又，《职方氏》乃《周礼》之一部分，而《周礼》之成书年代，最为纷纭莫辨。彭林先生总结出6种不同说法，上起西周初年，下迄西汉末年，自己则提出第7种说法即“成书于汉初”说，但认为作于战国说是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说法。郭伟川先生认同战国说，然力主《周礼》由战国初期魏文侯主导编成。笔者倾向于顾颉刚、杨向奎等先生的意见，《周礼》之作，不早于齐宣王（前320—前301年在位）时，若从其中的《职方氏》而言，其上限可能更晚。

《职方氏》九州中最特别的是并州，该州不仅《禹贡》不载，《有始览》《释地》亦无。并州之并，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释地》引《春秋元命苞》云：“并之言併也。”这个併作合并讲，反映到舆地方面，或与赵国吞并中山国（前301—前296）有一定关系，而《职方氏》之所以从冀州中特分出一并州，若以《有始览》《释地》的逻辑，并州当代表赵国，那么必然在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年在位）“胡服骑射”改革推动赵国崛起之后。

此外，不同于《有始览》和《释地》相当于燕国的幽州，《职方氏》的幽州是一个“环渤海州”，包括一般状态下燕国的东部尤其是新拓地（渤海北岸及东岸）、齐国的大部（渤海南岸）以及河水与济水下游沿海一带（渤海西岸）。虽然《职方氏》将“天下”的东部分为三州，东北方包括整个渤海沿岸地区似乎顺理成章。但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现实”，若无现实政治基础，这种独一无二的“环渤海州境”，恐难出现。历史上比较接近的现实局势只有两次：一次是子之之乱，齐国大军趁机攻破燕国；另一次是燕昭王末年，乐毅率军几乎攻占齐国全境（只剩下即墨、莒等）。顾颉刚、杨向奎等先生认为《周礼》是齐国人所作，此亦可作为一个旁证。相应的，基于同样的逻辑，说《周礼·职方氏》为燕国人所撰，似乎也不无可能。

燕国国土本较狭小，局限在渤海西岸平原地区，直到良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并攻取箕子朝鲜的西部，“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燕国疆域的北界才抵达医无闾山一带。学者一般将秦开拓地系于燕昭王或武成王时。然《史记》卷34 《燕世家》燕昭王一节，只字未提秦开击走东胡、取朝鲜地之事，说明秦开归燕，当在燕昭王之后。不过，司马迁在述及秦开时，将之置于赵武灵王之后、李牧之前。而赵武灵王卸掉王位，在前299年，李牧抗击匈奴，早于前245年悼襄王继位。据此时间线，结合燕国政局，燕惠王（前279—前272年在位）至燕武成王（前272—前258年在位）前期皆有开疆之可能。

故《职方氏》幽州山镇为医无闾山，必然在秦开大规模拓土之后。此前，“七国”即便有人知道此山，也不可能将之作为一州山镇之代表，只有燕人经营多年，才会被内地人所熟知。

然《职方氏》成文，又当在《有始览》之前。《有始览》述诸州区位，5个州为方隅指称，即东、南、西、北四方和东南隅；4个州则为江河流域，即河汉之间、两河之间、河济之间、泗上。而《职方氏》则几乎全为方隅指称，即使不便以纯方隅指代的中央地带，也以河水为基准，称河南、河东、河内，仍具方隅之意。至于《禹贡》，则全以“高山大川”作为各州之间的分界线。一般而言，纯粹的、系统的著作在前，如《禹贡》，而借鉴、掺杂不同体系的调和之作在后，如《释地》燕地、齐地之于《有始览》九国。故兼取《禹贡》和《职方氏》的《有始览》，自然成书于后。

考虑到邹衍大九州说的影响（东南为首），增设并州（赵国崛起），秦开逐走东胡和医无闾山的关联（燕国崛起）等多种因素，且《有始览》参考了《职方氏》九州“方隅”理念，故《职方氏》极可能撰于公元前260年至前245年间。

综上，以成书时间而言，《禹贡》最早，《职方氏》次之，《有始览》又次之，《释地》最后。

从四种传世文献所载的九州次序来看，《禹贡》最为一贯而严谨，《有始览》次之，《释地》又次之，《职方氏》最为杂乱无序。对比四者的撰成年代，可知“后出转精”的说法于此并不适用，成书时间较早的有可能反而更科学，成书较晚的也有可能更粗陋。

二、《容成氏》“九州”的分野及其次序

出土文献上博简《容成氏》记载了一种不同于上述传世文献的“九州”说（州名及部分河名用繁体原字）：

禹亲执朸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

州始可处。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競州、

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蔞与

，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

州、

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于是乎

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

州始可处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简24—28）

对于《容成氏》所载九州，学界已有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问题并未解决。尽管将《容成氏》九州与已知的古文献所载九州相对应，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但很可能并非好的方法，因为这样容易张冠李戴，且易被误导。最可靠的路径，应该还是从文本本身所载的信息出发，进行合理推导。

《容成氏》的九州名称，大多数与传世文献的州名大异其趣，当是因为楚人长期以“蛮夷”自居，如楚君熊渠所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不过，《容成氏》中

（下文写作荆）州、

（下文作阳）州、

（下文作涂）州之名，却与《禹贡》等颇为接近，而此三州的范围，大多在战国中后期楚国的疆域内。类似的还有

（下文作叙）州，《尔雅·释言》谓：“豫、胪，叙也。”故叙州即豫州之异写，而豫州相当一部分地域亦在楚国国境。实际上，《容成氏》中九州的区域划分，楚国人的立场非常鲜明，这一点尚需做进一步的阐发。

关于夹州，李零、陈伟、沈建华、周书灿、孟繁璞等先生认为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兖州，晏昌贵、易德生、史杰鹏、凡国栋、夏世华等先生主张相当于冀州。笔者以为，夹州其实相当于《有始览》《释地》的冀州与兖州，或《禹贡》的冀州南部和兖州。夹州因“决九河之阻”而“始可处”，其所在地区当然跟九河有关，而《禹贡》兖州几乎可以等同于“九河”流域，由此将夹州关联到兖州，是顺理成章的。陈伟、沈建华先生并用字形、音韵学等“证据”论证之。但《容成氏》九州的相关内容，并非《禹贡》或者《职方氏》那样的专论，只是大禹治水故事的简况，故皆是以线带面或以点带面，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法”。而“九河”与《禹贡》的兖州，从地理范围而言，几乎是等同关系，反而不符合《容成氏》九州的“书法”。

又，简文云“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学者们都认同夹州在北、涂州在南，但明都之泽在南、九河在北，这里叙述的河湖与州名顺序相反，为什么不说“于是乎涂州、夹州始可处”呢？此细节不能忽视。之所以如此，或因为夹州是首州，位置是确定的，不能轻易挪动。《左传·哀公六年》秋七月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云：“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又，《世本》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史记集解》所引皇甫谧亦谓：“（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平阳、安邑、晋阳皆在冀州。故夹州近似于传世文献之冀州，并不仅因为“夹”有夹持、夹辅之意。

从“天下”的舆地形势而言，所谓夹州，当指以九河为标识的黄河中下游，只不过其中的“东河”是九河之一的济水，这一点与传世文献有别。不过，济水本是河水最南和最东边的分流，其自今河南荥阳附近从河水分出，东南流，合荥泽，东流至山东定陶附近，折向东北流，穿过大野泽（巨野泽）后继续东北流，约在今博兴东北入渤海。河水最东边的这一分流，相较于彼时河水最西边的大渎而言，水量应稍小，但大于其余诸分流，故有“济水”或“沇水”“泲水”之专名。人们常因济水之名，而忽视其本为九河之一、河水分流的事实，但在南方的楚国人（中原之外的他者，“此山外之人”）看来，九河或曰河水下游诸分流却是一个整体，且最先遇到者（即济水）印象最深刻，故在传世文献中冀州、兖州分立，《容成氏》却将之合为夹州一州。

夹州之幅员，以今地而言，包括晋陕黄河大峡谷以东的晋中南、豫北与冀南西部（大致相当于《禹贡》冀州南部，或《有始览》《释地》《职方氏》的冀州），以及豫东北、冀东南、鲁北等地（相当于《禹贡》《有始览》《释地》的兖州，即当时的黄河三角洲、九河之地）。

至于夹州、涂州不云“东注之海”，并非是说此二州都不滨海，而是“九河之阻”既然已经疏“决”，自然会“注之海”，这跟《禹贡》冀州不明说界限乃异曲而同工。

涂州，诸家多识作徐州，唯易德生先生识作兖州，孟繁璞先生因“涂山”而识作“涂州”，可从。因莒州的存在，涂州相当于《禹贡》《释地》《有始览》之徐州、《职方氏》青州西部，基本上能取得共识，兹不赘述。

“競州”多被对应为青州或营州，淮水被认为是“潍水”。而据沂水所推论的

州（下文作莒州），很明显不属于文献九州中的任何一个。既然莒州不是已知的州，那么“競州”为何一定要对应一个已知的州呢？窃以为，“競州”并非青州或营州的异写，而是跟淮水有关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从《容成氏》所述的“天下”空间而言，最符合的是江淮地区，即淮水与江水之间的区域，约当今皖中和苏中一带。理由如下：

（1）作为著名的四渎之一，淮水是中国古代一条不可忽视的大河。《容成氏》九州部分，只提到一次淮水，即“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競州、莒州始可处也”。那么这条淮水，就不可能是“潍水”。虽然潍水与沂水源头相距不远，两河规模也接近，但无论《禹贡》还是《容成氏》，所载主要为具有地理标识意义的“大川”，无舍大取小之理。据《山东省志·自然地理志》，潍河长233千米，流域面积6493.2平方千米，多年平均径流量14.7亿立方米。据《淮河水利简史》，淮水干流长约1000千米，尽管只有潍水的4.3倍左右，但流域面积27万平方千米，约为潍水流域面积的41.6倍，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645亿立方米，达到潍水的43.9倍。故淮河的规模远非潍水可比，“大川”显然应指淮河。

（2）淮河是东西向河流，而“潍水”和沂水均是南北向河流，若是“禹通‘潍’与沂”，则“东注之海”即无从谈起。

（3）“通淮与沂”与《禹贡》徐州“淮、沂其治”所云相当，而《禹贡》青州是“潍、淄其道”，可见“淮”与“潍”不能一概而论。关于《容成氏》与《禹贡》的文献关系，下文再详论，此不赘言。

（4）从《容成氏》的书写习惯而言，“禹通淮与沂”，与“禹乃通蒌与”“禹乃通泾与渭”“禹乃通三江、五湖”“禹乃通伊、洛，并瀍、涧”相似。泾与渭，伊、瀍、涧与洛，是支流与干流的关系。正如陈伟先生所言，“竹书讲河道的‘通’也可能是说将两条河道沟通”， 《汉书》颜师古注即谓“因水入水曰‘通’”，故“通”是指互相连通的水体。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显然“淮与沂”不能理解成“潍与沂”，因为“潍水”与沂水并不连通。

（5）晏昌贵先生认为“竞、莒二州约当《禹贡》徐州南境”，“莒州当偏北偏东，在沂水流域；竞州当偏西偏南，当淮水流域”。若均从《禹贡》徐州南境去理解，前后未免矛盾，若谓此二州与涂州三分《禹贡》徐州之境，则所涉范围毋乃过小。因此，与其将“競州”局限于《禹贡》徐州南境，不如将其再往南移一些。《释地》谓“江南曰杨州”“济东曰徐州”，那么江、淮之间何以名之？“競州”所指，或即此。

《容成氏》“莒州”，李零先生疑“即莒国一带”，学者多从之。简文“莒州”地理上侧重“沂水”流域，或非偶然。《史记·楚世家》曰：“简王元年，北伐灭莒。” 《汉书·地理志》亦谓莒“三十世为楚所灭”。然《战国策·西周策》则谓“莒亡于齐”，事实上，莒后来确实为齐国重要城池，乐毅攻齐时一度是齐国最后的两三城之一。但是，站在楚国人的立场来看，在楚灭鲁国以前，楚简王当年“灭莒”，标志着楚国势力所及最北的辉煌，是重要的国族记忆。

换个角度观察，在齐襄王初年，既然齐国（或其东部）只有莒和即墨两城坚守未下，则可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齐国国境南至莒而已。莒城再往南，即沂水流域，当已非齐国疆土，以政治局势验之，则今天山东省临沂地区，彼时当属楚国之境。

不过，莒州可能并非仅指沂沭河流域。沈建华先生谓“ 《容成氏》所称的莒州应该相当于《禹贡》中的青州”，尽管失之偏颇，却也有其道理。笔者以为，莒州所涵盖的地域，除了今山东东南部及江苏东北部的沂沭河流域，还包括今山东北部的淄河、潍河、胶莱河、大沽河、五龙河、大沽夹河等流域（今鲁东和苏北沿海地区）。齐国的大部分疆域，或由莒州指代。

这样，若競州确指江淮地区，而莒州包含泰山以北的齐国之地的话，那么在《容成氏》作者的眼中，齐国无疑是被“矮化”的，目的大概也是为了凸显楚国。总之，《容成氏》九州，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楚国人立场。

“禹乃通蒌与

，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蓏州，陈伟先生认为当作“藕州”。该州李零、陈伟、晏昌贵等先生认为即《职方氏》并州，孟繁璞认同李零先生的观点，但倾向于将蓏州扩大至《尔雅》《吕览》冀州的范围。不过，并州不滨海，河水和济水的入海口一带属于幽州境域，既然“蒌与

，东注之海”，那么藕州（蓏州）无疑如易德生先生所言，更接近《有始览》《释地》的幽州。

阳州（扬州）、荆州、叙州、

州（下文作且州）等四州，学界一般没有异议，认为跟传世文献中的扬州、荆州、豫州、雍州（《职方氏》《有始览》《释地》之雍州或雝州）相当。但如笔者前文所述，《容成氏》阳州（扬州）的幅员，其实相当于《释地》扬州，而非《禹贡》扬州，其北界是长江，而非淮河。

《容成氏》的天下九州，没有涉及西南方的巴、蜀地区，这与《禹贡》颇为不同，而与《职方氏》《有始览》《释地》等相似，其共同原因，应该都是秦国已经吞并巴、蜀。故《容成氏》之修撰，亦当在公元前316年以后。

“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这句不在“九州”范围内的看似“画蛇添足”之语，或许是秦、楚“分汉中之半”的蛛丝马迹。此事在秦楚丹阳之战（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秦取楚汉中郡之后，绵延数年。楚怀王十八年（该年秦惠文王去世，前311）秦人提议“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怀王二十五年（秦昭王三年，前304）“秦复与楚上庸”，部分实现此议。窃以为《容成氏》或作于此背景之下，其九州中无代表巴、蜀之州，导致九州地理事物畸轻畸重，实则是楚人对秦并巴、蜀的一种承认。这样推导的《容成氏》成文时间，与裘锡圭、姜广辉、徐少华等先生的论断基本相符，与易德生先生所论更是不谋而合：“ 《容成氏》成书比较晚，在战国中期偏晚，大概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有学者认为“ 《容成氏》九州应该出自比《禹贡》九州更为原始的文本”，或“ 《容成氏》九州形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或谓《容成氏》九州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早期，皆可商榷。

从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来看，《容成氏》九州既有同《禹贡》接近的地方，也有与《职方氏》等相似之处。就后者而言，《容成氏》提到了易水等所在的东北方燕国之地，除《禹贡》之外的三个传世文献九州都有所涉及。《容成氏》没有提及巴蜀所在的“天下”之西南，除《禹贡》之外的三个传世文献亦不曾提及。由此而言，《容成氏》更接近除《禹贡》之外的三个传世文献。

但《容成氏》九州所述内容，和《禹贡》所言皆是大禹治水之事，其内容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而且，《容成氏》谓“禹乃通伊、洛，并瀍、涧，东注之河”，《禹贡》谓“伊、雒、瀍、涧既入于河”，伊、洛是洛阳附近较大的河流，尽管只是黄河的支流或支流的支流，但历来闻名遐迩，提及二者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瀍、涧只是洛河北岸两条较小的支流，瀍水尤其短小，与“大川”二字毫无关联。而两个文献都着重提到，除了东周时期“天下之中”首都洛阳的特殊地位外，或许尚有文献的关联。此外，“九河既道”与“决九河之阻”，“淮、沂其乂”与“通淮与沂”，“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与“通三江、五湖”，“泾属渭汭”跟“通泾与渭”，均有高度的相似性。这说明，《容成氏》和《禹贡》二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文献传承关系，绝非“巧合”二字所能解释。

再观《容成氏》九州的次序，先夹州、涂州，次競州、莒州，次蓏州（藕州），次荆州、阳州（扬州），次叙州，最后且州。而夹州相当于《禹贡》冀州南部与兖州，涂州当《禹贡》徐州西部，競州、莒州分别当《禹贡》扬州北部、徐州东部及青州，蓏州（藕州）当《禹贡》冀州北部，荆州、阳州与《禹贡》荆州和扬州南部接近，叙州当《禹贡》豫州，且州当《禹贡》雍州（或加上梁州）。这样看来，若不论名称之差异，仅从大致对应的“天下”分区而言，《容成氏》九州的次序，其实是非常接近《禹贡》九州次序的。只是在黄淮地区之后，插叙了东北方向易水流域的蓏州（藕州），然后又回到《禹贡》扬州、荆州、豫州、雍州（无梁州）的顺序中来。而这种顺序，与《职方氏》九州、《释地》九州全然不同。《有始览》九州次序多数与《容成氏》接近，但《有始览》豫州为首、幽州为末，与《容成氏》逻辑有别。

总而言之，陈伟、周书灿、晏昌贵等先生皆认为《容成氏》九州是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九州系统，晏昌贵先生进而认为其较接近《职方氏》系统。易德生先生则认为“ 《容成氏》九州和《尚书·禹贡》九州应属于一个系统”，其所叙九州，“与《尔雅》版本似乎更接近些”。不可否认，《容成氏》九州确实有许多独特之处，但从其文本内容以及九州次序来看，易德生先生的见解也不无道理。周书灿先生以为：“ 《容成氏》九州传说发生的地域最大可能在黄河下游的今山东一带。”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容成氏》九州传说当出自楚地，以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可能性最大。

三、汉至唐“九州”的次序与时代背景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但《汉书·地理志》以郡国为经纬，州系于郡国，并无特定的诸州次序。

《续汉书·郡国志》十三州依次为：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其顺序，主要受《禹贡》影响，但现实中“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是基本原则，故看起来更接近《有始览》九州的顺序。且因州数远多于《禹贡》九州，故添以《职方氏》之名。

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经过黄巾起义的打击，朝廷权威荡然无存。之后数十年，地方势力争战，统治秩序重组，北方地区最大的权力集团曹氏，经过长时间积累，已经准备“化家为国”。“（建安）十八年（213）……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实则九年前已有此苗头，只不过当时曹操羽翼未丰，被荀彧劝阻了。“（建安）九年，太祖拔邺，领冀州牧。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彧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禽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守善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太祖遂寝九州议。”然而，至建安十八年，曹操的野心再也无法抑制，且荀彧已于前一年去世，故“复古置九州”终得施行。

关于这个“九州”的次序，《后汉书》李贤注有所涉及。《后汉书》云：“（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李贤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杨、冀、益、雍也。”李贤注又曰：“九数虽同，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从《献帝春秋》所述而言，其“九州”之名跟《禹贡》并不一致，如此时有益州而无梁州。但正如李贤注所云，“然梁、益亦一地也”，故该九州的渊源，无疑是《禹贡》。而众所周知，《禹贡》九州中的冀州，是诸多九州版本中最大的。 《隋书·地理志》于此有所说明，尽管这种阐释在今天看来有些似是而非：“冀州于古，尧之都也。舜分州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废幽、并入焉，得唐之旧矣。”

既然是“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而曹操又自领冀州牧，以丞相之尊亲掌最大之州，冀州怎可能反列于倒数第三。又，不管是当时汉朝的都城许昌，还是东汉长期的都城洛阳，都在豫州，其时曹操名义上还是汉朝的丞相，宜遵汉制，则豫州当居首。故《献帝春秋》所云曹操九州顺序，绝非实录。真实的东汉末年九州次序，要么如《禹贡》所载，要么如《有始览》所云，只是九州之名稍异而已。

但建安年间九州制度并未推广到全国，因为南方的刘备、孙权，此时与曹操集团已经三足而立，并不听从曹操所左右的汉廷之令。如交州仍为一州，并未省废。而且，这个九州体系维持的时间也不长，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在曹操控制的境域内九州制实行了七年几个月，220年曹丕称帝，当年即恢复建安十八年以前的十四州制。”

《三国志·梁习传》载：“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 ……建安十八年，州并属冀州，更拜议郎、西部都督从事，统属冀州，总故部曲。 ……文帝践阼，复置并州，复为刺史，进封申门亭侯，邑百户，政治常为天下最。” 《杜畿传》云：“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征为尚书。及践阼，进封丰乐亭侯，邑百户，守司隶校尉。” 《崔林传》亦曰：“文帝践阼，拜尚书，出为幽州刺史。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涿郡太守王雄谓林别驾曰……”此前，幽州、并州曾被省入冀州，司隶校尉亦被罢废，但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践阼，即“复置并州”，以杜畿为司隶校尉，不久，又任命崔林为幽州刺史。以上记载均表明，曹丕登基称帝以后，马上就恢复了旧十四州制。因为大冀州虽是曹操霸府之根基，但时移世易，“九州制”不符合曹魏代汉建立新王朝之后的国家利益，这与改丞相制为三公制一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曹操所行“九州制”早在汉魏鼎革之前就被打破了。《曹真传》谓：“文帝即王位，以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录前后功，进封东乡侯。” 《张既传》亦谓：“是时不置凉州，自三辅拒西域，皆属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从《魏书·文帝纪》等述延康元年（220）五月平张进之叛来看，凉州之复置，确在曹丕建魏称帝之前。由此看来，“九州”作为先秦时代的“理想”，要在几百年后的现实中“落地”，困难重重。

魏晋以降，至于隋初，地方上实行州郡县三级政区制，州的数量越来越多，平均每个州的幅员则越来越小，故隋文帝废郡存州，州遂变成了“统县政区”。到隋炀帝时，改州为郡，郡统县，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秦汉旧制。故在唐高宗时编写的《五代史志·地理志》（即今《隋书·地理志》）中，采用了虚拟的以州统郡的书写体例。即借用古九州之名，模仿《汉书·地理志》附录朱赣“条风俗”之法，在若干郡之后归纳某州的风俗情况。不过，虽然借用了《禹贡》九州的名号（其中雍州、青州用的是《职方氏》之词），但具体的顺序，却并没有沿用《禹贡》，而是别出心裁，从前到后分别为：雍州、梁州、豫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

李唐立国，废除隋炀帝的“新制”，恢复隋文帝的“旧制”，以州统县，实行了一百多年，但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又改州为郡，再次模仿秦汉旧制。所以中唐杜佑在撰写《通典·州郡典》时，为了提纲挈领，并贯彻《通典》“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并没有采用唐朝行之已久的十道体系，而是再次借用古九州来“统郡”，依次为：古雍州、古梁州、古荆河州（即古豫州，避唐代宗李豫之讳）、古冀州、古兖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扬州、古荆州。不过，考虑到五岭以南地区不在古九州之内，故在古荆州之后另立“古南越”一卷。杜佑与《五代史志·地理志》作者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对岭南地区归属的认识上，具体的九州次序，也稍有区别，二者“冀州”和“兖州”的顺序刚好相反。

但综观唐代相隔一百多年的这两部著作，在九州次序方面，还是大同小异。最突出的就是，首列雍州，次列梁州，然后是中原诸州，最后则是东南的扬州和中南的荆州，大体顺序呈现出横“S”形走向，说明二者皆有严谨的章法。

《五代史志·地理志》和《通典·州郡典》这两部典籍，之所以采用相近的古九州次序，绝不仅仅是作者们“英雄所见略同”，而是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唐初定都长安，当《五代史志》编写之时，洛阳尚未被立为东都。其时承西魏、北周和隋代余绪，奉行“关中本位政策”，自然以雍州为九州之首。又，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弱小的西魏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这样，在大一统王朝中，各地区就有“先来后到”之别。西魏末年越过秦岭、大巴山，吞并汉中和巴蜀，是其扩张的关键一步，自此西魏从偏居西北一隅，到占据黄河和长江两大河的上流地区，高屋建瓴之势已成，为后来的北周和隋、唐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物质（空间）基础，故梁州第二。北周削平北齐，古九州中的豫州、兖州、冀州、青州、徐州被纳入王朝版图，隋初继承的就是这个包含《禹贡》七大州的疆域。开皇九年（589）统一南陈，将东南半壁的古扬州、古荆州及古南越之地“收入囊中”，故此二州或三地只能在“九州”次序中居于尾部。

杜佑在撰写《通典·州郡典》时，尽管南北朝已经结束约二百年，但此时长安仍然是唐朝的首都，加之不久前唐玄宗才避难西蜀，因此，他基本上“继承”了初唐前贤的九州次序，仅做了细微调整与改动。

值得指出的是，《淮南子·墬形训》之九州，到了隋代，被利用到官方礼制中。“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九州山、海、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地祇及配帝在坛上，用黄犊二。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神州东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营州北方，咸州东北方，阳州东方，各用方色犊一。”

《淮南子·墬形训》九州，是一个严谨的九宫格体系，并且其九州之间的次序，颇有讲究：自东南起，顺时针走到正中，再折向西北，然后再以顺时针之序走到正东。由此观之，跟《禹贡》一样，其总体上也是顺时针序列，只是为了能够实现终点与起点连接，故在中央位置也有一个“转折”。这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九州顺序，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本来，神州、迎州、咸州等九州源于邹衍“大九州”理论，与我们通常所讲的“中国”九州并非一回事。但这个九州系统，在《淮南子》中，已被张冠李戴成与九山、九塞、九薮匹配的“小九州”，到了隋朝，遂被不清不楚地礼仪化了。

结语

综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从成书时间而言，《禹贡》最早，《容成氏》次之，《职方氏》又次之，《有始览》又次之，《释地》最后。从各自所载的九州次序来看，《禹贡》最为一贯而严谨；《有始览》稍有变通，然次序亦颇为通畅；《容成氏》也基本为顺时针次序，然其中偶有跳脱；《释地》比较混乱；《职方氏》最为杂乱无序。而某种九州次序是否严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九州系统的内容是否科学。如《禹贡》九州比《职方氏》九州更为严谨，也更符合自然地理状况。由此可见，“后出”并不一定“转精”，成书时间较早的有可能反而最科学，成书较晚的也有可能最粗陋。

以上诸文献皆撰成于战国时期，其时天下纷扰、列国并立，不同“国家”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国家观念。但是，绵延数百年的“周天子”及其所代表的“天下观”却影响至深。三晋、燕、齐、秦，尽管自然环境并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文化源头，因而其天下观念是比较接近的。较之北方诸国而言，自认为“我蛮夷也”的楚国人，其所撰《容成氏》九州之名及其区域划分，与传世文献相比，均大异其趣。但其九州次序，却与《禹贡》存在着逻辑上的耦合，这意味着二者不仅可能有共同的渊源，或许也有相似的“天下观”和思维方式。

而不同时代的九州次序，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反映出时代的特征。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转折时代，短短二百多年里，金戈铁马、风起云涌，时局变换之速，远非此前可比，人们所知的“天下”，也在变化中。秦并巴、蜀，其后成书的九州体系，原“梁州”所代表的西南地区遂湮没无闻。燕却东胡，以医无闾山为标志的东北地区进入中原人的视野，“幽州”才不可或缺。近千年后，隋唐时期的“天下”，早已不是“战国”的模样，机缘巧合之下，因为统郡的需要而拟构的“古九州”，尽管沿用了《禹贡》九州之名，但因现实政治的转变，其次序自然也就与先秦时期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