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蒋介石释放回南京，此后张学良一去不复返，东北军也因此失去了领导核心。近20万士兵的东北军在缺乏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内部就战略方向发生了严重分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内斗和血腥冲突。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至极点，少壮派军官如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鸣九联手，暗杀了数位元老派军官，包括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的高层徐方、宋学礼以及蒋斌。之后，刘多荃带领第105师展开报复，导致高福源等有功官员遭受无辜牵连。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及时干预，暂时平息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1937年3月，东北军高层轻率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安排，即“乙案”，导致东北军被分散调配到豫南、皖北、苏北等地。4月至6月间，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训和缩编。原先每军四师的甲种军被缩编为每军两师，且每师分为两旅。尽管骑兵第2军稍保完整，东北军整体的力量和影响力显著下降。

1937年8月，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南下侵略，刘多荃率领的第49军部署在沧县及静海一带。在面对日军步兵第10联队的猛烈进攻时，第49军奋力抵抗但最终不敌，被迫撤退。到了1937年10月，第49军被调至淞沪战场，面临日军的重火力攻击，尤其在钱江弄、江桥和纪王庙、马同桥一线遭受重创。

整编后，刘多荃曾尝试为第109师引入新兵补充，尽管一度获得补充，但不久后由于团长休假问题，109师再次陷入困境。蒋介石的不作为以及后续的人事调整，使得49军实际上名存实亡。

1941年12月至1947年，49军最终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原军长王铁汉逃往台湾，而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后参与政务院及全国政协工作。

1937年8月，随着第51军调遣至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被任命为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他的职责不仅仅停留在防守上，而是在接下来的数月内迅速提升，于1938年1月，他升任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之后更是转任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初，日本军队的战略重心转向徐州，一个关键的交通要道。日军以16个师团、23万人的兵力，沿津浦铁路分南北两路向徐州发起夹击。在这场战争中，于学忠指挥的第51军，尽管仅有2.5万人，却在蚌埠、临淮关等地，坚守阵地，与日军4万人的兵力抗衡。在经过连续8天的激烈战斗后，第51军虽有七千余人伤亡，但成功守住了淮河，使日军也付出了超过九千人的伤亡。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及其部队不得不迅速转移至台儿庄，反攻韩庄、贾家埠并在禹王山进行了一系列激战。在徐州撤退期间，第51军执行了殿后任务，尽管遭受了敌人的包围和分割，但在于学忠的指挥下，部队浴血突围，成功完成了掩护撤退任务，因此获得了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并使于学忠晋升为一级上将。

解放战争期间，51军转变为整编第51师，由周毓英领导，最终在1947年1月向华东野战军投降。

1937年的8月底，吴克仁将军担任的67军被派往华北的河北大城，任务是构筑并守护一条从姚马渡到小卫庄的防线。

日军第6师团在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于1937年9月1日开始对大城防线的攻击。在敌军尝试通过子牙河使用汽艇进行偷袭的时候，吴将军指挥的部队成功地在姚马渡埋伏并反击，击沉了第一艘汽艇，并继续攻击后续的敌舰。此役中，67军共击沉五艘日军汽艇，杀伤敌人三四百人，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攻势。

日军于9月20日再次对67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击，投入了三千余人、二十余门火炮和五架飞机。在这场战斗中，吴克仁亲自前往前线指挥，最终使得双方发展到了肉搏战。通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激战，67军不仅重创了日军，还安全掩护了友军的撤退，由此获得了高级指挥部的嘉奖。

1937年10月，情况有所变化。由于淞沪战场的不利形势，蒋介石紧急调动吴克仁的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与郭汝栋将军的43军协同，执行了在松江坚守三日的任务，目的是为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提供撤退机会。完成任务后，吴将军安排了43军的残部先行撤退，随后亲自带领67军进行掩护。在撤退过程中，9日下午，他们到达了苏州河边的白鹤港。不幸的是，苏州河大桥已被炸断，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不幸中弹落水，壮烈牺牲，年仅43岁。

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中，67军的高级官员及多数战斗人员均战死。然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反而，由于宣传机构的错误报道，这支部队被错误地指控为叛变和临阵脱逃，导致蒋介石取消了67军的番号，将其缩编为108师。

此外，骑兵第2军也在同一时期表现出色。这支部队在大同战役中退守至晋西北，并在井坪镇战役中遭受重创。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指挥官的变更，骑兵第2军继续在战场上作战，直至抗战胜利后改编为第96军，最终成为东北军骑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