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在邓小平逝世后，曾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华国锋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要求，要求中央全力协助他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早在邓小平进入中央工作并担任副总理之前，华国锋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逐渐崭露头角。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他的政治生涯受到了很大的波折。

一切都在1976年，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而华国锋则被任命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成为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在那之后，华国锋联合叶帅、汪东兴等人成功粉碎了四人集团，他当选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中在他的手中。

这个时候，中央领导层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何时恢复邓小平的职务？毕竟，邓小平被免职主要是由那四位政治局常委推动的，现在反革命集团已经被粉碎，那些强加在邓小平身上的“罪名”不攻自破。因此，何时让邓小平复出成为了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华国锋提出了三点看法，这些看法反映了他对复出问题的谨慎和深思熟虑。

首先，他认为应该等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因为邓小平之前的免职是在毛主席的点头和政治局一致同意下发生的，如果毛主席刚刚去世就迅速推翻这个决定，将会给党的决策机构带来不良影响。

其次，他担心当前的政局仍然不够稳定，突然让邓小平复出可能会引发风波。那四位政治局常委虽然犯下了很多错误，但也有一些拥护者，如果不加慎重地处理，他们可能会借机制造混乱，从而使中央陷入被动。

最后，他强调之前的斗争主要是那四位政治局常委试图篡权，中央必须做出反应，而不是为了给邓小平平反。即使邓小平要复出，也必须服从党的大局。

华国锋在这个时候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原则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这个原则意味着许多案件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改变，许多人将继续背负着错误的罪名。这导致许多老干部表露出不满情绪。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将共产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原则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要求将这封信印发给全国各县级团组织。

华国锋最初希望能够改变信中的措辞，但邓小平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我出不出来都没有关系，但‘两个凡是’不行。”由于当时华国锋仍然是最高领导人，他如果坚持不印发这封信，很难有人能够反驳。因此，他决定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去做，这一决定引起了很大轰动，也为邓小平复出打下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最终在政治上得到恢复。华国锋也意识到自己在思想和政策方面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他逐渐将领导工作交给了其他人，为新的思想指导方针的制定腾出了空间。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确立了全新的指导方针，“真理标准”取代了“两个凡是”。两年后，华国锋陆续辞去了一系列领导职务，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尽管当时他还相对年轻，但华国锋做出了这一选择，因为他认识到党内的斗争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他坚决辞去所有职务，以确保党和国家能够平稳过渡。这一决策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国锋的历史地位非常特殊，因此在他退下来后，有很多人前来邀请他写回忆录或提供相关材料。然而，他始终拒绝了这些邀请，对过去的事情保持沉默。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的噩耗传来，华国锋意识到老一辈革命家们年事已高，作为关键时期的亲历者，他有责任将历史事件讲清楚。因此，他决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完成这项工作。

华国锋热情招待了许多文史研究者，回答了他们的采访问题，甚至在收到别人编写的书稿后，都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他着重强调要写出“集体领导”，减少“突出个人”，因为他认为这是党的历史，而不是个人回忆录。

这些著作需要经过组织的审核，但华国锋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于是他特别向中央写信提出了要求，希望在有生之年将自己亲历的历史写明。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华国锋资料整理小组，全力支持这项工作。他非常感激中央的支持，并多次表示感谢。

最终，华国锋的历史资料整理工作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了初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于2008年8月20日离世，享年87岁。他留下的回忆录和相关资料，为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工作也是对邓小平及其时代的一份珍贵纪念，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