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01

当第一科考试结束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失落。难道一切都如爷爷在老家给我算的那样吗？

早在高考前两个周，我就从父亲口中得知，爷爷在老家为我的高考找了算命先生。

那算命先生说，我要19岁才能考上大学。

当时，如果按身份证上的年龄，我18岁；如果按实际年龄，我19岁。

我问母亲我到底是18，还是19，她也不太确信。

我倒也没有在乎什么，之所以过问，不过是有点好奇，而不是因为我相信爷爷给算的那个。我那时对算命这东西，像许多小年轻一样，是颇轻视的。我初升高前，爷爷也找算命先生给我算过。他把那算命先生请到家里来，当时我们一家坐在坝子里。

爷爷问他我能否考上，那猴精猴精的老先生就笑着说：“考上是没问题的，就是……”

“有囊个情况？”爷爷急切地问。

“小伙子在感情上有烦恼哦。”算命先生又笑着说。这倒让我佩服起这位猴精猴精的算命先生来，我那时确实是陷在了初恋之中。没想到这也给老先生看出来了。神了，神了。我心想。

但事后也并没有当真，只是觉得有点好笑。爷爷非要叫来算一算，大概就是求个安慰吧。

现在我高考，爷爷又给我来这一出。看来他老人家在家里种庄稼之际也没有忘记我的前途啊。

我对此满不在乎，但命运却趁此给我当头一棒。

02

高考第一科是语文，我刚进去找自己的位置坐下，前排的考生也随之进来。

看到他就让我不舒服。他个子矮矮的，偏瘦，烫着一头卷发，脖子上挂一小块玉，痞坏痞坏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虽然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但因为不时会在县医院的篮球场上遇到，所以比较面熟。平时从未跟他打过招呼，只听说他老爸是县局里的一个领导。

但是考试那天，他进来就朝我笑，仿佛我们已经是老相识。这让我心底升起一股隐忧。

果然，最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

还没开考几分钟，他就趁监考老师不注意时把右手反剪过来敲我的考桌，小声跟我要答案，示意传小纸条给他。

我一下子慌了神。

不给他吧，怕他出了考场找我麻烦。给他吧，这是冒着考场作弊的风险，要是被发现，那就十年寒窗就毁于一旦了。

但我还是故作镇定，他敲前两次我都没搭理，第三次他偷偷转过身来要选择题答案，我示意自己还没做完，等我做完再给他。

我因为彻底慌了神，前面的12个选择题除了最前面两个，其他总是集中不起精力来做，而越是不能集中精力，我就越是焦虑。

为了不耽误时间，我选择先写作文，完了再做阅读理解，最后再做剩余的选择题。

等我做完，那考生又跟我要答案，我急中生智，故意把卷子明显歪向左边，按照选择题的序号写了我的几个选择，以方便他转过来看卷子，他确实抄了几个，但监考老师很快就提醒我要把卷子摆平，不得那样明显地歪着。

不错，这正中我下怀。我就是要让这位“官家公子”明白，不是我不给他抄，而是监考不允许。这样，后面三科，他就很少跟我要答案了。考数学和英语时，他都提前交了卷。大概是彻底摆烂了。

我高考语文得了98分，平时能拿115左右，很少低于110，后来对答案，选择题只对了四个，而平时我的选择题几乎不会错四个以上。

最糟糕的其实还不是语文考砸了，甚至也不是在考场被骚扰，而是我感到非常晦气，好像真给爷爷算对了，我今年注定考不上。

接下来考数学，我已不那么焦虑，但还是很紧张。一道选择题和一个填空题都看错了数据，导致迟迟算不出结果。这就大大加剧了我的崩溃感。事后来看那两道题，其实非常简单。但当时就是陷进去了。主观题没有出大问题，但还是有两处因粗心算错。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是108，而以我实力，不应该低于120.数学一直是我擅长的科目，现在都遭遇滑铁卢，我就更觉得给爷爷算对了。

接下来的文综，整体较往年难，大家考出来都叫苦不迭。我仍发挥失常了，但比语文和数学的发挥要好一点。

考最后一科英语时，我完全没有了压力，反正今年已经没戏了，哪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尽力考就OK了。结果，我的英语考了110，就是我平时的水平。

高考完没几天，我就在准备复读了。又是买高考资料，又是去市里咨询复读学校。但高考成绩出来后，却让我哭笑不得。

说考得太差吧，好歹上了一本线；说考得好吧，跟自己平时的水平又很不想称。

我仍然准备复读，以期来年考上自己梦寐的中国人民大学，或者是其他同等级的大学。

但根据填报的志愿，我最终被贵州大学录取了。

贵大？那个“211末流”，真不是我想去的。但是，家人都劝我不要复读，能走就走，早一年走比晚一年走强。万一复读一年连一本也上不了呢？

父亲又重病在身，多读一年，又多一年的花销。父母为了让我读书，已经四处欠债。

思来想去，那就“认命”吧。

03

我考上大学，只有我不开心，有半个多月时间，我完全处于厌食状态。家里人倒觉得不错。特别是爷爷，我听母亲说，他在老家非常自豪，觉得倍有面子，会故意在外人面前显摆，因此让一些人反感。

高考完，我回老家耍。爷爷问我们要怎样办这个升学酒。我当即表示不办（当时如果我能作主，肯定就不办了）。母亲也不想办。

但爷爷不同意。他对母亲讲：“你们不办我给他办。……这湾里出一个大学生多不容易啊，换作其他哪家会不办？……不是说图收几个钱，实在是这个机会不能不办……总之，你们不办我也要给他办……”

既然爷爷觉得非办不可，父母便勉为其难地给我办了升学酒。

按照当地的习俗，升学酒结束，就要送走我。

送我走那天早上，我走在队伍前面，后面跟着一长串父老乡亲，在隆隆的鞭炮声中将我从四五公里外的大山上送到山麓镇上客车经停的地点。

十五年过去，其间许多细节我已记不清楚，但我还记得那是一条长长的队伍，我走在前面不敢回头，我不想让父老乡亲们看到我的眼泪。上车后，我迅速抹掉眼泪，极力掩饰自己的感动之情，微笑着跟这些皮肤粗糙、脸色蜡黄，身穿粗布、脚着解放鞋的乡亲道别。

在列车就要开动之际，爷爷突然举手示意司机还有点事。只见他瘦削但健朗的身子提着两刀鲜肉，几大步跨上车来到我面前。离开之际低声对我说：“出去了就好好努力嘛，有时间回来看看。”

等我十多年后再回来时，他已经只能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我本以为能回报点什么，可是一切都太晚了。